公元前203年，在楚汉战争中屡立战功的韩信向刘邦派出使者，请求刘邦准许他代理齐王，镇抚新征服的齐地。而一向封赠功臣慷慨大度的刘邦却出人意料地对韩信破口大骂，封齐王事件由此成为了刘邦君臣交恶的转折点。
可我们仔细还原整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场景，就会发现其实刘邦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齐王的爵位，韩信从他手里夺走的这样东西才真正要了刘邦的老命……
公元前203年，一辆来自齐地的马车口称使臣，风尘仆仆地驰入了广武的汉军大营。已经与项羽对峙了多时的刘邦听说使臣到来，喜出望外。
因为他已经得到消息，汉军大将韩信不久前在潍水击破了齐王田广和楚将龙且的二十万联军，尽定齐地。此番迁使呈书，当是韩信的胜军修整已毕，前来与自己商议合击项羽之事。
可使者呈上书信后，刘邦脸上的笑容却随着字迹间游移的目光渐渐凝固了。从凝固变为失落，由失落更生出扭曲。当着使者的面，他愤怒地将书信掷在地上，高声骂道：
刘邦为何大怒？原来韩信在这封传书中没有一字提及并力伐楚之事，而是径直向刘邦提出了一项令他难以接受的请求：请求刘邦批准韩信暂代齐王之职，镇抚新征服的齐地。
这封书信历来被人们视作韩信对刘邦的借故要挟、落井下石，而它也的确为韩信与刘邦的最终决裂埋下了隐患。但如果我们细心地还原韩、刘传书的历史情境，似乎又会感到，刘邦的这顿脾气发得毫无道理：韩信为什么就不能代理齐王之职呢？
一年前，韩信和张耳兵出井陉，背水一战，终朝之内荡平成安君陈余的二十万大军，一举击灭赵国。灭赵之后，韩信也曾遣使向刘邦请示，要求立张耳为王以填辅赵地，当时刘邦并未驳回此议。
张耳本为井陉破赵的副将，因功而被正式封王于赵，副将尚且优待如此，韩信身为破赵灭齐的主帅，为什么连暂代齐王的资格都没有呢？
假如我们认定刘邦对张耳和韩信态度就是厚此薄彼，那照这样推论下去，刘邦抵触的就不是分封制本身，而是针对韩信这个人。可封王韩信的构想本是刘邦在两年前主动提出的，《史记》载有明文。
公元前205年，刘邦兵败彭城，狼狈西逃。在下邑，他曾问计张良：
这个问题清晰地展示了刘邦的态度：他就是要以名爵封地为筹码，联络强援，并力伐楚。而且，为了达成消灭项羽的最终目的，刘邦愿意付出的交易筹码之重，重得令人咋舌：函谷关以东的土地统统都可以拿出来封赐伐楚诸将。
刘邦既然亮明了不惜血本的底线，张良在对策中就为他大胆选定了三家合作伙伴，其中之一便是韩信：
当初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联络黥布、彭越，并对韩信委以方面之任，令他独领一军，摧魏破赵，降燕灭齐。时间才过去了两年不到，这当口儿项羽还在汉军大营的东门外一再搦战，难道刘邦承诺给韩信的封赏就要变卦了？
俗话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眼下鸟、兔尚在，韩信不该在这个时候便遭遇弓藏狗烹的对待。
刘邦大骂韩信使者的时候曾说“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那是不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此时，在与项羽的对抗中刘邦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处境，因而怀疑韩信落井下石呢？事实上，这种揣测也同样很难成立。
对刘邦此刻的真实处境，《中国历代战争史》分析道：
根据上述分析，到公元前203年与项羽对峙广武之时，刘邦已经逐渐占据了对楚作战的优势地位，倘若此时吝惜于“代理齐王”的名号而开罪于韩信，很可能导致楚、汉双方胜负逆转。这种因小失大的蠢事儿，精明的刘邦怕是不会干的。
刘邦终能战胜项羽，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不惜名爵，不吝封赏。这是刘邦麾下诸位将相大臣的共识。
王陵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一员，而韩信、陈平则是自楚营投奔汉军的。这些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的大臣异口同声地称道刘邦分封将相，从不吝啬，足以证明韩信和刘邦交恶的原因不会是因为韩信要求代理齐王。
那韩信刺痛的是刘邦的哪根儿神经呢？我私意以为，韩、刘冲突的真正焦点是争夺兵权。
遍阅《史记》、《汉书》，我们很容易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产生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汉军在对楚作战中的兵力消耗完全依赖萧何经营的关中地区进行补充。
而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也明确记载，萧何正是因为每每及时地馈粮补员而在战后坐上了兴汉功臣的头把交椅：
根据《汉书·高帝纪》的编年记载，楚汉战争的那五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里，刘邦在中原战场上至少三次得到了来自关中地区的大规模兵力补给。
第一次是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
第二次是在汉三年（公元前204年）五月：
第三次是在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
在我们评估关中地区对汉军兵力补给的实际作用时，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关中百姓在秦朝的时候就长期负担最沉重的徭役。反秦起义爆发后，秦军东出函谷，四处戡乱，又进一步造成关中人力资源的严重衰耗。
别的不说，项羽新安杀降，一次坑杀秦卒二十万众，这些士兵中的绝大多数就来自关中。这意味着即便萧何在楚汉战争开始后迅速重建了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但人力资源的恢复却要受制于生育繁殖的自然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
就拿公元前205年五月萧何征发关中民力增援刘邦的实例来说：彼时刘邦率领的五部诸侯联军在彭城以西被项羽击溃，直隶刘邦麾下的汉军士兵战损高达十余万众。造成这么大的兵员缺口，萧何只得竭泽而渔，将关中地区不符合征兵年龄的老人和孩子都统统派往了前线。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组《羌村三首》，实录安史之乱中民生艰困的情景，其中有四句诗说：
民力的过度征发，必然造成小农经济的重创。安史之乱的时候如此，楚汉战争中又何尝不是？萧何强征老弱入伍，远赴中原战场，虽然暂时填补了刘邦的兵力缺口，却也因此严重破坏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酿成人吃人的惨剧。
为了缓解大面积饥荒造成的社会危机，政府迫不得已，只能将部分百姓迁徙到蜀汉就食：
民生窘迫如此，关中地区还必须额外组织守备兵力，分道镇守临晋关、函谷关、峣关、武关等军事要塞，因此中原汉军的兵力补给完全仰赖关中一隅是根本不现实的。
如果刘邦的兵源不能全指望萧何，那他还能从哪儿拉来生力军呢？答案是：从韩信那里。
自公元前205年八月奉命伐魏开始，直到公元前203年击灭齐国，韩信指挥的这支偏师在北方战线上攻城略地，迅速壮大。其中精兵经常遭到刘邦的征用：
相比于萧何的关中卒，韩信军对于刘邦的增援可能更有价值。
因为萧何在关中征兵实质上是榨取刘汉政权的内部潜力，等于剜了胳膊的肉贴在大腿上。可韩信的士兵是在魏、赵等新占领区征召的，属于外线兵力补给。这就好比自外输血，并不会造成自身机体结构的破坏。
并且，萧何送来的多半是才扔下锄头的农民，而从韩信那里征调的则是已经接受过实战历练的老兵，战斗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而他不但能与项羽顽强周旋，甚至还转败为胜，正是靠着萧何与韩信的支持来补充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战场损失。
可韩信带给刘邦的这种福利，到公元前203年他提出代理齐王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因为晋位齐王之前，韩信的身份是汉军大将，直隶于刘邦麾下。从法理上说，韩信的军队就是汉军，作为汉军的最高统帅，刘邦当然有权直接征调韩信的人马。
可韩信一旦作了齐王，这种关系就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齐王麾下的军队不再是汉军，而变成了追随刘汉政权的附属国军队。
在那个年代，征召附属国军队协同作战得有多难，刘邦心里应该有数。因为无论是他还是项羽，都遭遇过附属国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的糟心事儿：
韩信灭齐之后，所部兵力已达30万之巨，这个数目甚至要超过刘邦直接指挥的汉军主力。更要命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
《中国历代战争史》说：
刘邦领教到楚军骑兵的战斗力之强悍，并着手组建汉军的骑兵部队，是在公元前205年彭城惨败之后。据《史记·灌婴传》载：
在战场上吃了大亏的刘邦为了有效对抗楚军精骑，指示灌婴在两位故秦骑士李必、骆甲的协助下组建汉军骑兵。而这支骑兵连同他们的长官灌婴，在韩信致书刘邦，要求王齐的时候，正跟随韩信在齐地作战：
滞留齐地的韩信军如果迟迟不南下，仅凭麾下步卒挑战楚国骑兵，刘邦难以致胜，当然也就无法独立完成击败项羽的最终任务。而韩信偏选在这个时候向刘邦提出王齐的要求，等于跟刘邦摊牌：齐地的驻军今后就是他韩信的私产，不会再听凭刘邦随意调遣。
一封来书便斩断了汉军两条输血大动脉的其中一条，刘邦能不怒吗？但刘邦毕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韩信现在家大业大，有了私心，无力驾驭的刘邦也只能拿齐王的名爵与他做一笔交易，换取对韩信军的征用权：
刘邦授韩信以王爵之号，本想藉此争取他的兵源支持。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晋位齐王的韩信非但没有立即发兵配合刘邦作战，反而借故拖延，逼迫刘邦让渡更多政治利益：
对刘邦提出的联合作战的要求，韩信满口答应，可就是安坐不动。直到公元前202年垓下大战前，刘邦正式承诺将故秦的陈郡、泗水郡和东海郡划作韩信的战后封地，韩信这才抬起屁股，命令灌婴率领骑兵南下，加入对楚作战：
韩信的所做作为不禁让我想起了1948年徐蚌会战时白崇禧对蒋介石玩儿的那套手腕儿。彼时蒋军嫡系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于双堆集。蒋介石电令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长官宋希濂立火速东进，增援黄维。
可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却一再阻挠迟滞宋希濂部的行动，甚至在蒋介石亲自致电疏通的时候，还一面搂着女人寻欢，一面与蒋对骂，终于导致黄维全军覆没，淮海一败涂地。后来大陆解放，白崇禧辗转去往台湾。蒋介石对他百般打压，症结未必不在此处。
韩信致书求王齐国和白健生的所作所为其实没什么两样，一封信便打到了刘邦的七寸。齐王之爵刘邦或不吝惜，但把30万汉军据为私产，这却是刘邦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史记》载：
项羽死后，刘邦仍为韩信保留了王爵。甚至遂了韩信的心愿，让他荣归故里，作了楚王。可是30万大军的指挥权只在项羽刚一失败的时候便被刘邦夺走。兵权之与齐王，在刘邦心里孰轻孰重，他的行为已经做出了回答。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王先谦《汉书补注》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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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