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公军灞上”49年之后，他那于楚汉相争时侥幸出生、连同其母俱不受宠的儿子刘恒，以汉孝文皇帝的身份归葬灞上。
这是“军灞上”时仅被尊为“沛公”的刘邦，所无法想象的。那时的刘邦，最高追求仅仅只是“王关中”——依怀王之约在关中称王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愿望，也因为项羽这个战魔的到来而灰飞烟灭。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灞上。”新丰鸿门和灞上，分别位于今天西安市的临潼区和灞桥区，相距仅四十里。
面对强弱悬殊的局面，张良曾问他：“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好在沛公有一个项王所不具备的优点——善于听从部属意见；还有一个性格上的优势——能屈能伸。于是，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屈身以臣示项王，一口一个“项王”地叫着，才最终惊险地逃过了杀机四伏的鸿门宴。
此后，他又忍气吞声地接受了项王的“分封”，气哼哼地舍关中而“王汉中”——当汉中王。在穿越秦岭前往汉中途中，他甚至烧毁了栈道，以示绝无东出之意。
此时的刘邦可以说是自其起兵以来最失望的时候，“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就是这时候跑的，幸赖萧何月下追回，这才有了汉王的筑台拜将。自从得了韩信这员大将，汉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几个月后就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重返关中，随后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还定三秦”。此后，再经历四年楚汉相争，刘邦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汉王朝。
汉立之后的刘邦又马不停蹄地南征北战，在一一扫平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异性诸侯，分封了众多刘姓诸侯王后，他与军功集团刑白马而盟，确立了“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者不得侯”的立国原则。在平成遭遇匈奴围困后，他又确立了与匈奴和亲的对外关系。这两项“确立”，保障了刚刚立足的大汉帝国的稳定。
刘邦死后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多称为汉高祖、汉高帝。也就在楚汉相争的战争期间，他忙里偷闲的一次临幸，有了后来刘恒的出生。而对于刘恒的母亲薄姬，他自那次临幸后就遗忘了。可也正因为薄姬的无宠，反而使得母子二人此后又逃脱了吕后的毒害，才最终有了汉孝文皇帝（简称“汉文帝”）。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归葬灞上。灞上，因“八水绕长安”八水之一的灞水而名，既是秦咸阳、汉长安的东大门，也是兵家必争的冲要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49年前（前206年），刘邦从武关道进军到灞上，于轵道旁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还军灞上后，宣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也是在屯军于灞上时，遭遇了惊心动魄的鸿门宴。49年后（公元前157年），他的儿子刘恒在稳固了汉政权、开启了文景之治后，归葬灞上。
自从刘恒归葬之后，灞上有了新的别称“霸陵”（也叫灞陵），霸陵所在的白鹿原也有了新的别名“霸陵原”。霸陵、霸陵原，连同灞上、灞水、灞桥等一起，此后就不仅仅只是一些地名，更因为众多东去西来人、迎来送往事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800多年后的盛唐时期，李白写下了凄美的《忆秦娥·箫声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霸陵，是一个别离之地。
再往后到中唐，白居易在对比了相距不远的秦始皇陵和汉文帝陵后，写下警世诗句：“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汉文帝及其霸陵，给后世留下“灞陵如故，千年颂声”的称赞。
汉文帝刘恒，是一个享有“千年颂声”的皇帝。
（一）“诛吕安刘”迎代王
刘恒，本是刘邦八个儿子中，最没存在感的一位。
刘邦八个儿子，老大是外妇曹氏所生后来封为齐王的刘肥，老二是吕后所生的汉惠帝刘盈，老三是宠妃戚夫人所生后被吕后毒害的赵王刘如意，老四就是薄姬所生的刘恒，再之后是其他女人所生的淮南王刘长、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梁王刘恢。
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故去，太子刘盈继位，吕后以太后身份柄政。在此期间，萧何、曹参相继任相国执掌行政权。大汉实行郡县与刘姓诸侯国并行的郡国二元体制，维持由军功集团任三公九卿的皇室与列侯共天下的政治局面。
但这一稳定的局面在前188年，随着汉惠帝的突然去世而被吕后破坏。在相继立了刘盈的两个庶子为帝后，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她首先打破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大肆封王封侯于吕氏外戚，同时打压残害刘姓宗亲，限制功臣集团，形成了吕氏外戚势力一方独大的政治局面。这一局面，引起了刘姓诸侯和功臣集团的不满，为后来吕氏灭门之灾埋下了祸根。
前180年，临朝称制长达八年的吕后病重。出于为吕家安危和利益着想，她在病榻上宣布以吕禄之女为小皇帝的皇后，使得吕氏可以凭外戚身份继续干政；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任命吕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将最高军政实权牢牢掌控在吕家手中。
为了确保不生变故，她还煞费苦心地规定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周勃，不能进入北军，并再三叮嘱吕禄、吕产“据兵卫宫，慎勿送丧”。但吕后千算万算，还是失算于她这两个侄子政治水平太低，根本不是功臣集团的对手，也小瞧了刘姓诸侯、宗室的实力。
吕后刚一故去，齐王刘襄就率先起兵，打出了“诛吕”的旗号。慌乱之下，相国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领兵平叛。没料到的是，灌婴带兵到荥阳，控遏这一天下战略要地后就屯兵于此，在阻止齐王西进的同时，又迫使齐王与自己联盟，共待京城之变。吕氏在失去灌婴所统领的大汉主要精兵后，灭亡已是早晚的事了。
有了灌婴坐镇荥阳，陈平、周勃等从容谋划，联合刘章、刘兴居、刘揭等刘姓宗室，发起了以“诛吕安刘”为名的宫廷军事政变。在掌管皇帝符节的纪通的配合下，周勃“持节”直闯北军，一呼而将士全都“左袒”拥刘，掌握了长安人数最多的卫戍军事力量北军。
此后，朱虚侯刘章率领周勃调拨的千余名精兵，驱驰未央、长乐两宫，接连斩杀了相国吕产、长乐卫尉吕更始，解除了吕家对南军和宫中警卫力量的执掌权。
次日，太尉周勃下令，搜捕吕氏男女，不分老幼全部诛杀。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媭等，皆被全家处死。至此，由陈平、周勃主导，灌婴等功臣集团参与，联合刘襄、刘章、刘揭等刘姓诸侯、宗室，共同发动的“诛吕之变”取得完胜。
军事政变成功后，参与的功臣们和刘姓宗室都有一个共识：目前还在位的小皇帝刘弘，以及汉惠帝其他诸子都不能留，以免其长大后报复，理由就说他们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是吕后从外面找来冒充的。
但，清除惠帝一系后，又该立何人为帝呢？最先被功臣集团和刘姓宗室考虑的刘邦存留子嗣有：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
刘襄是刘邦长子刘肥的长子，是刘邦的长孙，在吕后死后率先起兵，其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也都在诛吕之变中立有大功，若按功劳来论，刘襄无疑居功最大。然而，刘襄却是首先被否决的，表面理由是其舅家太恶，恐怕以后会出现第二个吕后。但其实对陈平、周勃等功臣集团来说，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愿立一个强势如刘襄一样的皇帝。
淮南王刘长也以母家不善和小时候曾被吕后抚养而遭排除，这之后，大臣和宗室都将眼光投向了一直默默无闻的代王刘恒，并达成了共识——迎立刘恒为帝。
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仁孝宽厚”，其母薄氏温良仁善，其舅薄昭乃长者君子。就这样，最没有存在感，也无尺寸之功的刘恒，成了史上首位被大臣选立的皇帝。
前180年九月的一天，陈平、周勃等派遣的使臣来到北国代地，迎接刘恒到京城即皇帝大位。
白鹿原东北坡凤凰嘴，曾在千余年间被疑为汉文帝霸陵。
（二）寡人不辞天子位
刘恒，最终成为刘邦八个儿子中最幸运的一个。
刘恒这种先没存在感后又很幸运之命，和他的母亲薄氏非常相像。
薄氏，是楚汉相争时曾归属于刘邦的巍王巍豹的侍妾，当时有名的相士许负给薄氏相面，断言此女日后必将大贵，有生天子、当太后之命。巍豹闻言大喜，联想出自己会有取天下的大命，因此背离了刘邦。
但巍豹打错了算盘，他背叛没多久，就在韩信扫巍战中被灭，薄氏作为战利品被押解到织室成为女织工。再后，好色的刘邦视察织室时见薄氏貌美，将其纳入后宫。但正忙于楚汉战争的刘邦此后却忘了薄氏，一年多都未御幸。直到一次听到两名他正宠幸的美人，说起与薄氏当年的三姐妹之谊，刘邦才特意招幸薄氏。也就是这一次忙中偷闲式的临幸，让薄氏怀上了刘邦的龙种，于汉四年（前202年）生下了刘恒。
但此次临幸后，刘邦却再次将薄氏抛之脑后。在薄氏生下刘恒后，他也只是给了她一个姬妾的名分，从此很少再垂顾于她。对于刘恒他也从没放在心上，在他已长到八岁时才封了个代王，封地还是最偏远、最贫薄且紧邻匈奴的代地。
正所谓祸福相依，薄姬和刘恒母子俩的双双无宠，在刘邦死后吕后当政时却恰恰成了他们的护身牌。在吕后惨灭戚夫人等刘邦宠妃，大肆屠杀刘邦子嗣时，薄姬和刘恒被吕后完全无视，躲过了被杀之灾。薄姬与世无争的性格，甚至让吕后在刘邦死后，很放心地恩准她到儿子的代国成为王太后。
如果没有后来的“诛吕之变”，或许薄姬和刘恒将在代地终老一生，且似乎也和许负所算的富贵命差不多——儿子成了王，和天子差不多，薄姬自己成了王太后，和皇太后也差不多。但历史却将更大的幸运送到了他们母子面前——刘恒被意外选为大汉皇帝。这不，陈平、周勃等特派的使者，已经来到代地迎接代王。
但面对从长安来的使者，刘恒却极其谨慎。他先召集代国幕僚商议，结果出现了两种意见。
郎中令张武认为，陈平、周勃等均是当年刘邦手下打天下的谋臣老将，人人诡计多端，个个能征善战，又刚刚喋血京师，不能轻易入京。
中尉（诸侯国执掌军事的官员）宋昌力排众议，认为代王应立即入京即位。宋昌在分析了天下非刘姓莫属，刘姓诸侯王是制约功臣集团的强大力量，大汉有天下人的拥护等形势后，认为代王是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之一，且年龄较大，仁孝宽厚，帝位非其莫属。
宋昌的理由符合实际，除了天下向刘之外，占据了正统地位的刘氏皇族集团、诸侯王国是当时第一大政治势力；功臣集团实力虽强，但他们中没有人拥有绝对优势，敢于取代刘氏天下。从这些理由判断，功臣集团是真心拥立刘恒为皇帝，而不会阴谋骗其入京杀害。
谨慎的刘恒此后又找其母薄姬商议，再卜龟甲得大吉之兆，然后派出其舅薄昭前往长安探视。薄昭在长安从周勃处确定了功臣集团迎立代王意图为真后，迅速返回向刘恒报告。
刘恒听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笑对宋昌说：“果如公言。”谋定而动的刘恒，随即命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随行，共同前往长安。到长安附近的高陵后，他再次派宋昌先驰打探，得知陈平、周勃等已在渭桥迎候的消息，这才继续前行，驰往渭桥。
长安以北秋色正浓的渭河桥头，陈平、周勃等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还礼。就在这时，周勃突然对代王说“愿请间言”，就是请代王私下说话。宋昌代表刘恒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周勃：“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意思是王者没有什么私事，一切请公开言讲。于是，周勃在群臣瞩目中，跪拜向刘恒献上天子玺符。但刘恒没有冒然接受，他表示要到代王府邸再议。
在京城代王府邸，群臣再拜请刘恒即天子位。代王在府邸以主人身份“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共辞让五次之后，才表示“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此时的刘恒，年仅23岁，
从此，代王刘恒成为史书中的汉文帝刘恒。这一天，是公元前180年九月三十日。
薄太后南陵。
薄太后南陵。
（三）首创“察举”荐贤良
初即位的汉文帝刘恒，很快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九月三十日夜，刘恒即位当晚迅速进入未央宫。在这个王朝中枢之地，他“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用自己亲信掌控了京师卫戍部队的军权和宫中的警卫权。
随后，刘恒还坐未央宫前殿，以皇帝身份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令：“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诏书首先对“诛吕之变”进行了政治定性，肯定了将相、列侯、宗室诛杀诸吕的合法性，同时用大赦天下、广赐百姓、普天同庆的方式，将他即位的消息发布到全国，告知全体百姓。
第三天即位大典前，刘恒拜谒了汉高祖太庙，表示他是从自己父亲刘邦处继承了皇帝之位，而不是承袭惠帝和吕后的法统。大典后，文帝任命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将被吕后剥夺的相权、军权正式归还给功臣集团。
第四天上朝后，文帝“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屡经坎坷的薄氏，最终实现了相士许负所算的富贵命：生天子，当太后。
也就在这几天里，文帝还接连发布诏书，对参与“诛吕之变”的功臣和刘姓宗亲论功行赏：益封太尉（周）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此外，文帝将阻击齐王刘襄争位，力推他即位的琅邪王刘泽，改封为封国面积更大的燕王；将被吕后逼死的赵王刘友之子刘遂封为赵王；将过去诸吕所夺的齐楚诸侯国故地，一一归还。
这些举措表明汉文帝很明白当时的形势：内有强大的功臣集团，外有占据半壁江山的刘姓诸侯王。执政之初的汉文帝尽力安抚并维护这两大势力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确保了“诛吕之变”后朝局的稳定。
文帝并不甘于只做一个弱君，在安抚功臣集团和刘姓诸侯的同时，他逐渐提升当时还显弱势的皇权。他的第一个举措是“修代来功”——封赏从代地跟随而来的从龙旧臣。
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刘恒下诏“尊卫将军（宋）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宋昌、张武等代国之臣，在文帝入继大统之初，帮助他支撑了朝局，确保了未央、长乐两宫的安全和有效运转。
但“代来之臣”毕竟是少数，可用之人有限。为了使用新生力量，文帝首创了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察举制。
当年十一月，文帝借日食发出了察举贤良方正的求贤诏书。他在诏书中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以灾，以戒不治。”并把所有过失都归于自己一人，表示是老天不满意他的施政，必须要有人来直言“极谏”他，因此要求各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道诏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举荐人才的时代。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实行“世官”制度，选官范围限定在贵族范围。苏轼曾论述中国官吏出处：“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之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汉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正是从汉文帝“察举选官”开始。
诏书中，汉文帝提出了他所认为的人才标准：一是贤良方正有德有识，二是敢于直言极谏能弥补他之不足，帮助他改正错误。
21岁的贾谊在此次察举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博士。文帝对贾谊极其赏识，半年后就越级提拔他为太中大夫。而贾谊也很快就展露了他的才学，成了文帝的得力助手和政策的设计师。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文帝元年，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套汉代礼仪制度，建议进行礼制改革：“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但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没有采纳此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同年，他还向汉文帝贡献了“列侯之国”之策。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但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看到了贾谊对他们的威胁，集体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功臣集团的强力阻击，使汉文帝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将贾谊外放长沙担任王太傅，这也就是后世文人经常哀叹的“屈贾谊于长沙”。但就文帝刚即位的形势而言，外放贾谊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以免他和功臣集团的矛盾激化。
虽然贾谊被外放到长沙，但他所提的治国举措却被文帝采用，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列侯之国”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列侯之国”针对的正是周勃、灌婴等功臣集团，“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针对的则是刘姓诸侯。
屈于长沙的贾谊，其策未屈。
从空中俯瞰窦皇后陵。
（四）“列侯之国”诸侯“众”
汉初所封的140多个列侯，大都居住于长安未央宫北的甲第区，也即北阙甲第。
这些功臣元老的宅邸相互毗邻，串联起来极其方便。“诛吕之变”就是陆贾居中联络，陈平、周勃、灌婴等北阙甲第功臣集团，“串联”起来发动的。
而“列侯之国”却是让列侯们到自己的封地去，不要都集中在长安。这对于功臣集团来说，可谓釜底抽薪。
作为功臣集团所拥立的皇帝，汉文帝对他们也有所忌惮，即位当晚即任命“代来之臣”统领南北军、行殿中，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前元二年（前178年）十月，刘恒采纳贾谊之策下诏：“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因此诏令：“其令列侯之国。”
这一举措，一来可以将功臣们分散到各地的封国，使其联络不便、人少势孤，二来让他们卸下所担任的职务，从行政权力中慢慢退出。这也正是功臣集团为啥要集体反对贾谊的理由，并导致这道“列侯之国”令并未真正实施，周勃等功臣们都待在长安不走。
但到前元三年（前177年），文帝把控了朝局后，他就再次下达“列侯之国”令。此时，陈平等人已相继去世，复任丞相的周勃成为功臣集团的首领。因此，文帝命令周勃做个表率，带头返回封地：“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大佬周勃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辞去丞相职位，返回河东郡绛县。
周勃回到封国后，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担心随时会有牢狱之灾。每有地方官求见，他常披甲相待，并命家人手执兵器护卫。不想这正好给了别人告他谋反的口实，因而以“谋反罪”被捕入狱。
“厚重少文”的周勃无从辩解，在狱中甚至被狱吏欺侮。之后他花千金贿赂狱吏才得到暗示，让他托自己儿媳、汉文帝女儿说情。最后又通过薄昭向薄太后做工作，汉文帝才下令释放周勃，恢复其爵位与封地。周勃出狱时慨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列侯之国”削弱了功臣集团，帮助汉文帝提升了皇权。周勃七年后在其封地闲废而死，标志着当年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前元七年（前173年），文帝召贾谊回长安，在未央宫日常处理政事的宣室向他请教鬼神等事，因贾谊讲的实在太精彩，文帝不断从席子上向贾谊跟前挪。李商隐后来写了著名的诗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他是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而文帝和贾谊所探讨的肯定不只鬼神一件事，文帝在探讨后就坦率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此次召见后不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刘揖（文帝之子）的太傅，这其实也是把贾谊留在长安，以便于自己随时请教。但不幸的是，文帝十一年，梁王刘揖不慎摔马而死，本就敏感多愁的贾谊认为是自己责任没尽到，“自伤”而“哭泣岁馀，亦死。”年仅三十三岁。
在任梁王太傅时，贾谊向汉文帝提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使其实力不断下降，从而对王朝的威胁越来越小。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以分散其实力。如此则“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天下可得大治大安。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是后来汉武帝时“推恩令”的雏形。这一旨在削弱诸侯王的建议，文帝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以政策法令的形式强行推进，而是因势利导地逐步实施。
前元十六年（前164年），汉文帝以两年前去世的齐王刘则无子为由，将齐国分为六个小王国，加上此前的城阳国，曾经的大国齐国被一分为七。此后，在淮南王刘长死后，文帝又将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由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别继承。
梁王刘揖摔马而死后，贾谊建议文帝徙淮阳王刘武（文帝之子）为梁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并扩县增国到四十余县。这一建议极富战略性，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后，正是位置重要的梁国死死挡住了吴王刘濞，为周亚夫的平叛赢得了时间。此外，齐国被一分为七，也导致“七国之乱”时的乱军，除了吴、楚之外再无大国，最终失败。
汉文帝通过察举选拔出来的人才除贾谊外，还有敢于直言极谏的贾山，和有“智囊”之称的晁错。这些新生力量，积极建言献策，使得汉文帝时期的朝野，纷纷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形成了一波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过秦”思潮。
这其中，贾谊和贾山最为突出。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贾山在《至言》中，援引秦亡的教训给汉文帝上课，希望朝廷搞开明政治，不要打压言路。
“过秦”思潮使汉文帝常怀戒惧之心，常保谦卑之态，常思“恭修节俭，思安百姓”，执政时一反秦之苛政，大行开明“仁政”。
大行“仁政”的汉文帝，执政之初就主动废除了一些苛律酷法。
白鹿原上的窦皇后陵。
（五）“株连”“诽谤”“妖言”废
文帝元年（前179年），刘恒下诏，宣布废除亲属株连之刑。
诏书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收帑”是一人犯罪，将其妻、子等亲属收归官府，家属相坐株连。文帝认为“株连”之法，不符合“禁暴导善”的立法宗旨，要求大臣议而废之。
但此诏却受到了周勃、陈平等重臣的反对：“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意思是此法就是要加重“不能自治”之民对犯罪的恐惧，而且此法古来有之，不宜废除。
文帝再下诏说：“朕闻法正则民悫（温顺），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这次，大臣们才集体接受：“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这样，在中国古代推行已久，以恐怖震慑为目的的“株连”之刑，在汉文帝时首次被废除。
汉文帝在废除“株连”时，坦承“王法”也有“不正之法”，如果不加废止，国家就是以不正之法迫害民众。《汉书·刑法志》还记载了文帝提出的一个审案原则“罪疑者予民”，与现代法治国家“疑罪从无”的执法原则高度一致。文帝的这些超前认识，很值得后世人尊重。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诽谤法”和“妖言罪”，属于思想言论罪。文帝在诏书中把废止这两罪与广开言路联系在一起，指出只要有这样的罪名存在，就招不来贤良之臣，群臣就不敢说出真实想法，皇帝也就听不到批评性言论，无从得知自己过失，无法成为明君，不能治理好国家。
汉文帝废“诽谤法”“妖言罪”，意义特别重大。正是这两罪的废除，才使贾谊、贾山、晁错等都能向文帝上书，并针对时弊，畅所欲言。
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在功臣元老纷纷辞世后，汉文帝第二次察举选官，选拔出了在文景两朝都有“智囊”之称的晁错。
文帝曾用诏书回应晁错的《言兵事疏》：“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文帝很赞赏“言者不狂，择者不明”，鼓励大臣提建议时可以“狂”，如果不“狂”，主政者就听不到尖锐意见，就无法做到“明”（明智、英明）。
文帝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愿听一个小女子的上书，并因此废除了一项酷法——“肉刑”，这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缇萦上书”。
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要被押送长安处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毅然随父一路同行。到达长安后她上书文帝：“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肉刑自周秦以来已持续千年，包括”黥“（脸上刻字并用墨染黑）”劓“（割掉鼻子）”刖“（砍脚）等，是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巨大摧残。
汉文帝阅信后甚为感动，批示御史大夫：“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在废除酷法苛律的同时，文帝还最大限度表现了对法的尊重，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廷尉张释之执法的尊重上。
一次，有人惊扰了汉文帝的乘舆马匹，文帝使人押送张释之审判。张释之审后奏报结论：按照“犯跸”之法处以罚金。被惊驾的文帝大怒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从容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法律规定的处罚就是这样，如果加重处罚是法律不信于民。
另一个是窃贼“盗高庙座前玉环案”，张释之按律判其“当弃市”。文帝又一次大怒，甚至想要恢复连坐中的夷三族罪。张释之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今盗宗庙器具就要夷三族，那么哪天如有愚民盗掘长陵（汉高祖）墓土，又该如何判罚呢？
这两起案件中，当皇帝旨意和法规出现矛盾时，张释之都坚持按律判罚。张释之还要求皇帝要尊重执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时人以“执法平”，称颂张释之。
更可贵的是，对张释之的判案文帝虽然一开始都不认同，但听了他的解释后，都能接受并给予充分的尊重。张释之对依法办案的坚持，和文帝对张释之执法的尊重，使君臣二人都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
汉文帝废除“株连”之刑，废除“诽谤”“妖言”罪，废除“肉刑”，“约法省禁”，为他赢得了“仁君”的赞誉。“仁君”汉文帝，在其当政时，一直谨守“恭修节俭，思安百姓”。而为了“安百姓”，他始终信奉“和平理念”，孜孜不懈地追求和平。
汉文帝的“和平理念”，集中表现在他对匈奴、南越等外敌的理性妥协、灵活求和，以及对诸侯王的怀柔上。
汉文帝所归葬的“灞上”白鹿原，图为考古勘探中的江村大墓。
（六）“且无议军”为休宁
自刘邦建汉初期，北方的匈奴就是汉帝国的头等外患。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十一月，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之白登山。困境中，他采纳陈平之计，通过贿赂单于阏氏和匈奴达成和亲协议。除了向匈奴送去宗室女之外，每年再输送大批丝绸、美酒、粮食等，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纳贡。
但匈奴并不肯完全放弃对汉地的掠夺和骚扰，大汉的北部边境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吕后执政时，冒顿单于甚至向吕后发来侮辱性极强的国书，但忌惮于匈奴的强大，吕后也只能回复一封低声下气的乞和信，继续维持和亲政策。
文帝即位第三年（公元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部入侵河南地，侵略上郡（今陕西榆林），文帝派灌婴率军7万反击，匈奴退去。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14万侵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前锋部队甚至到达了甘泉宫（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汉文帝布置10万骑兵、步兵保卫长安，匈奴军入塞一月后退兵，汉军只能尾随监视匈奴出塞。前166年至前162年间，匈奴每年寇边，杀掠民众、牲畜甚多，其中云中郡、辽东郡被祸害最深。
汉文帝对匈奴的骚扰虽然非常忧虑，但他在加强防范的同时，还是不断派遣使节与匈奴和谈。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诏书中阐述了他不愿“结难连兵”的和平理念后，叙说了他对和平的追求：“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返归和亲），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汉文帝在位时期，对匈奴的政策始终以和平为主，毕竟此时汉朝国力有限，不是匈奴的对手，和亲的羞辱和损失要远小于战争的危害。
文帝面临的敌人除了北方的匈奴外，还有南方的南越国。南越国于秦末战乱时由秦军驻于南海郡的龙川县令赵佗所建，随后又吞并了桂林郡、象郡。汉朝建立后，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粤（越）王。吕后当政后禁止向南越国出口铁器，赵佗因此称帝并发兵攻打长沙国。汉军反击却受困于高温潮湿，士兵生病连南岭也翻不过去。到汉文帝时，南越又降伏了闽粤（越）、西瓯骆，版图东西万余里，俨然成为与汉并驾齐驱的两个帝国。
文帝即位不久，将军陈武等就建言“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此后却纷纷拥兵独立，建议文帝征伐南越、朝鲜，统一疆域。
汉文帝否定了此议：“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之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钜，愿且坚边设候（哨所），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汉文帝在北方已有强敌匈奴，不想再树新敌，即位后下令修缮赵佗祖坟，派陆贾带了一封谦虚、诚恳的亲笔信再使南越，希望赵陀去帝号，修旧好。赵佗被文帝的真诚打动，同时也不愿与大汉为敌，答应去除帝号，仍称南越王。
这些举动表明，汉文帝只愿守好北境以防匈奴，并力争讲和通使，不愿再发动其他战争，用百姓的鲜血给自己增添开疆拓土的荣耀。
对于占据半壁江山的诸侯王国，汉文帝也以怀柔为主。在文帝主政期间，除了自杀式谋反的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荒唐式谋反的淮南王刘长流放至死外，文帝对其他诸侯王多予以安抚，吴王刘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当年被刘邦封于吴地为吴王。到汉文帝时，吴国既有渔盐之利，又富铜矿可铸钱币，成为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但自文帝太子刘启因和吴王太子刘贤下棋争执，刘启一怒之下用棋盘砸死刘贤后，刘濞就不再来朝。这在当时是对皇权和文帝本人的极大蔑视，但文帝怀柔处理，反而赐予吴王几杖，准许他因年老而免去朝觐义务。
文帝的宽容和灵活，“以柔克刚”地化争端于虚无。汉景帝刘启不懂其父的“柔道”，疾风暴雨般削藩，却引发了“七国之乱”。
汉文帝虽然奉行和平主义，但却不代表他一味忍让。对于匈奴，他在加强防范的同时，也在不断积蓄力量。他采纳晁错的建议，在边境实施募民实边，入粟拜爵等措施，确保了在他执政时期，不仅整个国家不生大的战乱，边境的防御力量也不断增强。
和平的环境，对汉文帝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七）“休养生息”安百姓
汉文帝继承的汉帝国并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在他刚即位之初甚至危机四伏。
贾谊在上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汉书》也有“岁一不登，民有饥色”的描述。
面对这一局面，汉文帝采纳贾谊、晁错等人的建议：归农、积贮、薄赋敛、实仓廪。
为了劝民归农，文帝亲自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前167年春天，他下诏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此后，他坚持每年都行籍田礼，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籍田礼此后也成为历朝皇帝表示重农的一个必行礼仪。
为了促进归农，汉文帝多次减免田租，下诏当年就下令减免天下一半田租，即由田赋标准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
文帝敢于减免田租，和实行了晁错所建议的“入粟拜爵”政策有很大关系：“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就是鼓励老百姓自行向边疆提供粮食，根据提供的多寡分别给与不同的爵位奖励。
汉承秦制，对民实行爵位制。爵位不仅代表身份地位，还可以抵罪。汉文帝即位首道诏书就宣布“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入粟拜爵”调动了商人、富人向边境送粮的积极性，并实现了一举多得：富人入粟得爵，农民售粮得钱，粮食也能在粮多、粮少的年份和地区间合理调配，既促进了民众种粮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商业的流通。
晁错随后又提出，等到边境地区粮食足够五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在郡县储存粮食；等到郡县的粮食足够一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减免农民的田赋。汉文帝继续采纳晁错的建议，并下令将这一年（前168年）的田赋再次减半为三十税一。
当时，除了田赋外还有人头税的口赋、算赋，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出口赋20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120钱。汉文帝将减免范围也扩大到人头税上，曾一度将算赋减为40钱。
对普通民众来说，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徭役主要有三种：一是正卒，即正式兵役；二是戍卒，守卫边境或到京师做卫士；第三种是更卒，到各级政府服劳役。服徭役的丁男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服役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秦朝之亡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徭役太重。
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招募内地民众迁移到边境，充实边塞防务，从而减少民众服役。这些举措大幅减轻了民众负担，确保了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给普通民众带来了远超减免田赋的福利。
文帝根据现实国力，实行“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之策，更使得他执政之时，民众的兵役、徭役负担都特别轻。司马迁慨然而叹：“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文帝还多次下令“弛山泽之禁”，将山水田林资源向民间开放，同时将交通要道上的收税关卡全部取消，通关不再用“传”（通行证），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司马迁赞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汉文帝甚至废除了“盗铸钱令”，将由中央政府垄断的铜钱铸造、发行向私人开放。吕后的“盗铸钱令”虽然规定私铸钱币者一律死刑，但因政府掌握的铜矿有限，铸造的铜钱不足，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后，反而使得私人铸造的钱币越来越精良，实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活跃了商品经济。
文帝时期，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度撤退，但却实现了“国退民进”，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文帝“偃武修文，政尚节俭”的政风，又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些使得文帝时期的整个社会，都在“休养生息”中积蓄着力量。
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文帝本人在各方面都很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史上最简朴的帝王。
司马迁这样记述：“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汉文帝在位23年间，一切都以利民为先，甚至他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都不能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拖在地上，帏帐也没有花纹。至于汉文帝自己，常身穿黑色厚缯制的衣服，硬生皮制的鞋，系剑的带子没有装饰，坐蒲草编制的席……
汉文帝的简朴更反映在他对其陵墓——霸陵的营造中：“皆以瓦器”“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位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之间的一座“甲”字形墓葬。根据文献记载和墓葬位置规模来看，其墓主人应为汉文帝宠妃慎夫人。
（八）贼眼何曾视霸陵
站在白鹿原上登高北望，汉文帝指着新丰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往你故乡邯郸的道路。
新丰道即函谷关道，从白鹿原北原头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一大道。这是文帝携宠妃慎夫人巡视霸陵的一天，感慨于人生短促，他不由得触景生情，引吭高歌，慎夫人也同感同哀而鼓瑟伴奏。
文帝放歌后说：“以此山为我的椁（外棺），再用麻絮混着漆封闭，谁能打得开呢？”群臣都很赞同，只有张释之说：“如果地宫里有贵重的东西陪葬，再坚固也没用；如果没有贵重的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椁，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文帝听后“称善”。这之后，他明确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基于“毋烦民”，他没有为霸陵新设一个霸陵邑，只是将附近的址阳县改为霸陵县，权充陵邑。
后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己亥，46岁的汉文帝刘恒崩于未央宫。在位23年的他，用短暂的一生为后世诠释了什么是明君，什么是仁君。
汉文帝之明、之仁也体现在他的遗诏中。他阐述自己的生死观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因此要求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遗诏中，为了不扰民，他诏令“其令天下吏民，令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他还非常仁善地要求“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将夫人以下至少使的后宫女子全部放回娘家生活。
文帝去世第二天，太子刘启即位为汉景帝，丞相申屠嘉等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景帝批准了此议，汉文帝因此既有“文”的谥号，又有“太宗”的庙号。
文帝去世第七天就归葬霸陵，因为不起坟堆，霸陵的施工相对简单，复土只动用了31000人。也因为不起坟头，而汉代文献又均未提及霸陵的具体位置，导致此后两千多年，后人都无法确定陵位。连具体位置都无法找到的陵墓，自然也就躲开了后世的盗挖盗掘。
两汉之际，赤眉军入关中，大肆盗掘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但“唯霸陵、杜陵完（好）”。除了两处帝陵都在渭河以南，两位帝王都有“仁君”的美誉外，史书上明确记载文帝霸陵瓦器薄葬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唐诗人白居易，对比了相距不远的秦始皇陵和汉文帝陵后，写下了“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的警世诗句。唐末诗人徐寅更是如此写道：“旧历关中忆废兴，僭奢须戒简须凭。火光只是烧秦冢，贼眼何曾视霸陵。”
关于文帝霸陵的具体位置，元代《类编长安志》首次记载“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正式在凤凰嘴下立碑，后世千余年间均沿袭“凤凰嘴”说。
凤凰嘴是白鹿原东北坡上一个显眼的突起，后人认为此处为霸陵，或许是根据史书上“不治坟”“霸陵山川因其故”，结合现实地貌进行了推测。然而在2000多年后从2018年始，随着陕西考古人员对霸陵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
经考古人员持续努力，2025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正式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位于江村东侧约900米的白鹿原上，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符合西汉帝陵“同茔异穴”“帝西后东”的葬制格局。
此次考古工作，首次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因霸陵上承西汉早期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中期阳陵、茂陵等帝陵规制，是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对西汉帝陵研究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披露，目前霸陵陵区采集到的遗物多为陶俑残块、陶器残片以及建筑类的地砖、板瓦、筒瓦、瓦当等，初步判断确如史书所载的“瓦器”。
皆以瓦器不起坟头的汉文帝霸陵，不仅是2000多年来因“其中无可欲者”而最坚固的帝陵，还因为文帝之“德”而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
提起汉文帝，人们总要称颂他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约法省禁”“天下休宁”，赞扬他废除“株连”“诽谤”“妖言”“肉刑”等苛律酷法，褒赞他的宽容、谦卑、诚恳、简朴……
主要是汉文帝开创，再由其子汉景帝继承，父子两人共同建构的“文景之治”，为汉武时期汉帝国国力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式的财富和力量的积累，也就没有后来汉武帝对匈奴的强力反击，对南越、朝鲜的收归，和在西域的开疆拓土。
司马迁对汉文帝评价极高：“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天下）靡不获福焉。”班固赞曰“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这些赞语连同当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的风气，共同反映了文帝时期上下一派“和乐”的政风、民风。
汉文帝，及其霸陵，诚如史书所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考古勘探平面示意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大量着衣陶俑。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近200件塑衣彩绘陶俑。
（九）杨柳含烟灞岸春
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汉文帝，没有葬在刘邦所选的咸阳原，而是另选了白鹿原，显然有他另立一宗的考虑。
继文帝去世归葬灞上之后，白鹿原北部北原头一带，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霸陵陵园区。文帝陵东南二里处的原上，是他的皇后窦氏之墓窦陵，西南五里处的鲍旗寨村附近是薄太后墓，又称“薄姬冢”，汉时称南陵。
文帝在白鹿原开辟新陵区，使他的母亲能规避刘邦和吕后合葬于长陵的礼制。薄太后逝于文帝驾崩之后，临终以太后之尊葬于霸陵西南，可以“西望吾夫（汉高祖长陵），东望吾子”。崇尚“黄老思想”的窦皇后在文帝死后，将“休养生息”政策一直影响到汉武帝执政之初，也为文景之治的实现做出了贡献。
虽然舍弃了皇家陵地咸阳原，但文帝霸陵的地理位置，却是西汉十一帝陵中最重要的，这就是史书上多次出现的“灞上”。
灞上，因灞河而名。灞河，古称滋水。公元前623年，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以彰显霸业。后人为“霸”添三点水而成灞水。也因此，后世文献中经常“霸”“灞”通用。灞上，正位于灞河之西，浐河之东，二水相夹的白鹿原北原头。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载：“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
白鹿原，位于西安市东南，是秦岭山脉向渭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台原，相传因有白鹿而得名。《后汉书·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水经注》记有：“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
被灞河、浐河二水相夹的白鹿原在向西北延伸中越来越收窄，以至于其北原头最终戛然而止于两水即将交汇处，并形成了断崖式下降。断崖之上的灞上，如一艘巨舰劈开了左侧的浐水和右侧的灞水。原下向北不远即二水交汇的浐水入灞水处，再向北不到10公里为灞河入渭河处。因此，占据了白鹿原北原头（灞上），就可居高临下遏控“八水绕长安”八水中的灞浐渭三条河，尤其是灞河自浐灞交汇至灞渭交汇这一段。
横架在这一段灞河上的灞桥，既是秦咸阳，也是汉长安的东大门，是都城向东三条大道的必经之地。东出灞桥，一路东去就是帝国第一大道函谷关道，向东南是通往南阳、襄阳的武关道，向东北是通往河东的蒲关道。因此，扼控三河三干道的灞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广义的灞上，其实也包括了这最后一段灞河及架于河上的灞桥。
灞桥历史，极其悠久。秦穆公最早在灞水上修建木桥，以图东进。王莽时秦木桥被火焚毁，重修时改木柱为石柱；隋代时，隋文帝下旨在汉灞桥之南新建“霸陵桥”，即后世的灞桥。唐代在原地重修建成多跨石柱石梁桥，沿用至宋。后世元明清，灞桥历经兵燹洪水，建毁相间。
历史上曾有很多兵事发生于此。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伐楚，秦王亲自送至灞上。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部进占灞上，并一直屯军到受封汉王前往汉中时。汉文帝时，曾到灞上劳军。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自此改走武关道赶赴荥阳。此后，赫连勃勃在此称帝，黄巢在此受降，北宋狄青在白鹿原扎寨练兵。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派兵也是经“灞上”奔赴临潼捉蒋，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灞上，还因为是东出长安的唯一途径，早在汉时就流行送客于此。《三辅黄图》记载：“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时，因灞桥西头设有驿站，更使灞桥成为文人墨客迎来送往之地。随着唐诗中赠别诗的流行，“灞桥折柳赠别”就演绎成了一种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现象。据统计，《全唐诗》中送别诗有近5000首之多，而其中与灞柳、灞桥、灞陵送别有关的诗作多达114首。
宋之问曾高歌“辞灞浐，将适荆河”，张九龄曾“荷蓧旋江澳，衔杯饯霸陵”。李白别唱“送君霸陵亭，灞水流浩浩”，白居易吟诵“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沈彬哀叹“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罗隐欢歌“灞岸别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
写灞柳、折柳的诗句更多：许景先“春色东来度灞桥，青门垂柳百千条”，李隆基“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柳窣地新”，杨巨源“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韩琮“霸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罗邺“何事离人不堪听，灞桥斜日袅垂杨”。李商隐写柳说：“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姬腰。”李山甫写柳道：“灞岸江头腊雪消，东风偷软入纤条。”
灞上还是一个出游之地：白居易“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岐王李范“渭水桥边春已渡，霸陵原上雨初晴”，岑参“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霸陵东”。杜甫有带愁的“怅惘东陵道，平生灞上游”，韦应物有喜悦的“客从东方来，衣上霸陵雨”。
灞上也是词中常写的意象：韦庄“芳草霸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柳永“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苏轼、秦观、陆游等也都写有灞桥词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宝琴之口吟诵出“鸣鞭指灞桥”。近代于右任写有“灞桥两岸青青柳，曾见亡人几个还”。霍松林描述西安事变则写“兵谏雄师过灞桥，联骖御侮凯歌飘”。
20世纪90年代，居于白鹿原下灞河岸边的陈忠实，为“灞上”写出了著名的茅盾文学奖小说《白鹿原》。他眼里的灞水是：“鹿原峙左，骊山距右，夹得一线瘦”，“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无论是古灞上还是今灞上，不变的是其西安（长安）东大门，和沟通东西、联通南北的重要地位。虽然随着城市的扩展，如今的灞上正渐渐融入西安市的城区范围，灞河、浐河、渭河也正变成西安市的城中河，三河之交一带甚至已架起了十几座桥梁。但，所有桥梁都无法和沟通中国东西的陇海铁路、连霍高速跨越灞河的桥梁相比，它们至今依然反映了灞上地理位置的重要。
而随着汉文帝霸陵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一座面积巨大的霸陵遗址考古公园，也将成为“灞上”的新地标。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图文排版：刘海
